个话题变得说不出口。部分原因在于绿色革命，你知道的，饥荒依旧存在，可是没那么严重了。接着，人口控制在政治上变得声名狼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英迪拉·甘地推行的强制绝育以及美国的人口零增长政策都被扣上了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帽子。自由主义者们害怕了，不再开口。甚至连塞拉俱乐部＇15＇也害怕了。保守派，当然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乎这个，因为他们的整个意识形态就是只关注自私的短期利益和上帝的计划什么的。结果，人口问题就成了这么一种癌症，你知道，它正在你体内生长，可你决定不去正视它。”

“那这个和你的蔚蓝莺有什么关系呢？”卡茨说。

“息息相关。”拉丽莎说。

“如我所说，”沃尔特说，“基金的使命是保证蔚蓝莺不会灭绝，我们决定对此作出我们自己的解读。我们不断把问题往回推，往回推。终于，我们得出结论，在二○○四年，我们的目的因，或者说不动的推动者，就在于谈论遏制人口增长这件事现在变得完全不受欢迎和不够酷了。”

“于是我问沃尔特，”拉丽莎说，“谁是你认识的最酷的人？”

卡茨笑了，连连摇头。“哦，不，不，不敢当。”

“听我说，理查德，”沃尔特说，“保守派赢了。他们把民主党变成了一个中右的党派。在每一场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上，他们都让全国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格外强调上帝。他们在他妈的每条战线上都打了胜仗，可尤其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且尤其是在生育文化上。一九七○年，关心地球的未来和不要小孩的主张是很受欢迎的，可现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大家都同意生很多宝宝是件美好的事。越多越美好。凯特·温斯莱特怀孕了，好啊！好啊！衣阿华的某个傻瓜生了八胞胎，好啊！好啊！只要人们说他们购买SUV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宝贝小婴儿，所有关于SUV之愚蠢性的讨论就立马死火。”

“死婴儿可不怎么好看，”卡茨说，“我是说，想必你们不是在提倡杀婴吧。”

“当然不是，”沃尔特说，“我们只是希望，以后说到生小孩，人们会更多地感觉到尴尬。比如说像抽烟，像肥胖，都是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比如说如果不是为了婴儿的安全，那么开一辆凯雷德就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比如说，住在一栋建于两英亩的地基上、面积达四千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也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去做吧’，”拉丽莎说，“‘不过别再指望得到祝福’。这就是我们需要传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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