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唐太宗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欢他又害怕他。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能悬崖勒马。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唐太宗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长孙无忌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才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贞观律》又定令1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减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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