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明神宗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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