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官，一经揭露便予革职。各省被革职罢官的官员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达到一半。因此，民间说雍正“好抄人家”。雍正则认为这是应该的，不能让贪官污吏占到一点便宜。全国全面的清查收到很好的效果，3年之间，基本上清理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

官吏的贪污有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在清代还有具体客观原因，那就是官吏俸禄太薄。清朝一品官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官45两。靠这一点俸禄连家口都养不活，还要送往迎来，年节应酬，打点上司。不让他们用另外的办法来搞钱，除非叫他们饿死。所以清朝官场上，地方官靠的是苛捐杂税，最主要的是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来充填私囊；上面的清寒的京官、省官靠的是下边各种名目的送礼来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官场，怎么能不腐败。

各级地方官员，贪污勒索的手段一般均以“火耗”为名。其所用名义是国家征收赋税为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应多征银两以补损，称为“火耗”。另外，征粮还有“雀耗”、“鼠耗”等名目。“火耗”之征，各地不同，但都越来越重，有的地方一两正赋加四五钱“火耗”。雍正非常清楚，无限制地征“火耗”就是剥削民脂民膏，久而久之，非酿成大乱不可。可是如果禁止收“火耗”，各级官员又断了财路，断了生路。雍正很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火耗”由国家规定征收数，统一征收。一部分归到省里作公用，一部分分给各级地方官。他的意见得到雍正的赞赏。

为了慎重起见，雍正命议政王大臣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详加议处。讨论的结果，各执一说。雍正大为恼火，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不再听他们意见，雍正四年七月断然下令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征收比率依各地情况而定，只许比原数少，不许增加。所收“火耗”全部提解到省。拨出一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其他用于地方公费，此法很快全国实行。各地“火耗”率皆比原额有所下降，多的由80％降到18％，如山东等省。全国各省“火耗”率普遍保持在20％以下。“火耗”归公后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很多，远远超过俸禄。如一品官养廉银每年有2万两，是其俸禄的100多倍、七品官养廉银亦达2000两左右，是其俸禄的40余倍。

清理亏空、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使官吏对小民任意加派、官场间收受规礼、贪污勒索的陋习有了很大改变，促使官僚队伍走向清廉。同时也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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