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感到力不从心，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和战两难的感慨。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政策，那就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在广东爆发，咸丰帝就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说：“此次开衅，不胜固然令人担忧，也有损国家体面；胜则洋人必来报复，奔赴各口诉冤。现在中国境内尚未安平，岂可在沿海另起风波？”根据这一想法，咸丰帝命令叶名琛要灵活掌握，如果英人自悔返悟，就要设法驾驭，以泯事端；如其仍恃强欺人，断不可任意迁就议和。事隔一年，即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也被掳走。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十分震惊和气恼，尤其是叶名琛被掳，使他感到大清王朝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立即下令给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柏贵等人，让他们首先以情理开导英法，如果英法军队退出广州城，仍然请求通商，即可相机筹办，以示和好；如果英法不肯退出广州城，则要调集兵勇，用兵力驱逐出城。咸丰帝还不厌其烦地嘱咐穆克德纳等说：“办理此事，固然不可失之太刚，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洋人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为了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就范，英法联军挥师北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也随军前往。咸丰八年三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口直逼天津城门。四月十六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同英法等国公使议和，并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在英法等国的武力逼迫下，桂良、花沙纳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帝对条约内容并不满意，心中十分窝火，但转念一想，如果不批准条约，英法等国必不善罢甘休，会重起战争，不如先批准条约，暂救燃眉之急，于是他抱着“自古结盟本属权宜”的侥幸心理，批准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南返，军事危机暂时解除。这时，咸丰帝越来越觉得自己亲手批准的《天津条约》有种种不当。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六月五日，命桂良，花沙纳赶往上海，同英法举行修约谈判，当二人向咸丰帝辞行时，咸丰帝命令他们向英法等宣布：“中国愿免除洋货入口税，请外国将原订《天津条约》作废。”后来，谈判没有结果，咸丰帝只得退了一步，认为其他各节均可按原约执行，惟有外国公使驻京一节，为害最巨，断难允行。即便是这样，英法也不同意，咸丰帝企图通过谈判来取消《天津条约》的设想失败了。这使咸丰帝更加气恼，决心寻机报复，他命令僧格林沁修筑大沽炮台，并命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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