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也不是10月。其理由：

第一，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开始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杨昌济家。与毛泽东同来京的其他人散居各处。后来，为了便于学习和商讨问题，毛泽东便离开杨家搬到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地安门内的三眼井吉安夹道7号，与蔡和森、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虽然每个月只有几元钱作为生活费便可维持生计，但也无法解决，因此必须找个工作挣点钱。正如毛泽东后来的回忆所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拖延两个月之久，到10月份才经杨昌济介绍认识李大钊，请求帮助安排工作。

第二，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便忙碌起来，四处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于8月下旬请杨昌济帮助寻找工作，认识李大钊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3月出版的《青年毛泽东》记载，毛泽东是于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时间应为这年的9月。3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即北京沙滩的“红楼”）当助理员，其职责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刊者的姓名。显然，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工资每月仅有8块钱。但当了这个助理员，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费问题，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毛泽东于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0～41页。

那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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