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不一样。

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算是长相标緻，在溪城小有名气，长得好，身家硬，还弹得一手好吉他。他骑着摩托车停在檯球厅外面，钥匙和大哥大掛在腰带上，年轻的姑娘路过总会多看他几眼。

我爷爷曾是溪城酒厂的厂长，效益好的时候，厂里酿的啤酒被称作「小青岛」，在全国都招了转销商。后来酒厂决策不慎，被外省的企业收购，最终被当成融资工具，吃乾抹凈之后，连酒罐都没给下岗员工留下。

溪城酒厂倒闭，爷爷只好回家养老，他托关係要给我父亲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但我爸却不喜欢。自由，是他讲的，他需要掌控感和自由。

我爸要爷爷拿出积蓄借他，去做白酒生意，他自信满满，爷爷拗不过他，只好答应。

但正如现在的情况所示，他下海经商的结果肯定不太好。

但我的母亲又何尝不是一个为了「自由」许诺的人呢？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和处在逆境里的父亲结婚，离开她从小长大的城市，背负和家人决裂的担子。

这也是为了她要追求的「自由」。

结果就是跟着父亲居无定所，最后生活不下去，又劝父亲跟她返回溪城，接受娘家的接济。而那时候她执意跟随的丈夫，已经被一次次失败打压地抬不起头来，变成了一个丧气的、只能拿妻儿出气的酒鬼。

不过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样的生活。那是不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许诺，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她曾追逐的这段自由呢？

我没有答案。

我能将这段故事用轻松一些的心情讲出来了。在泰国的那几个晚上，我也慢慢对阿真补全了往事的面貌——包括出事的那天晚上，庄敏生，我的父亲，还有我。

……

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回了家，父亲晚归，不知是去打麻将还是去喝酒。我原本想早早睡觉，第二天早一点返回画室，但不知为什么，内心就是无法平静。我发消息给庄敏生，没有人回復，打电话过去，仍然没有人接。

我重新穿好衣服出门，决定不管怎样都返回画室。自从我跟踪他被他发现，我们的关係冷淡有一段时间了，无论我怎么示好，他好像都表现出一种冷漠的坚决。

出门的时候，我撞见了父亲，他喝醉了，问我要去哪。

「回画室。」我说，「别担心，你快去休息吧。」

「这么晚......回？」

他有点口齿不清，拿一双迷蒙的红眼睛看着我，整个人好像已经被酒精稀释成晃晃荡荡的剪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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