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但没有不满，更是立即安排人去推了个白板到休息室里来。

“在尝试用beilinson-drinfeld的几何化方法处理n≥4的自同形态射时，常规的perverse sheaf理论在刻画量子化形变时会丢失关键相位信息。”

袁新毅自然也不会遮遮掩掩，开口说道，同时开始在白板上写下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困扰他的关键点。

想要得到别人的指点，他自然也要表示一些诚意。

他相信在座的诸位都是大数学家，相信他们的学术道德，并且这么多人在场，还有监控，他也不担心自己的idea被剽窃。

他哪里不明白老师的意思，如果真讨论出了什么成果，他肯定是最大受益人。

在数学界，往往比其他学科更加注重师承。

因为近现代数学学科的细分子领域都特别小，即使是同一个大领域的研究者，很可能也看不懂其他子领域的人的工作，这基本上决定了很多领域只有跟着特定的学者走才有成果做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学科研对学者的依赖是很强的。

高中学数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学数学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答疑。

数学文章不会详细到告诉你每一步动机是什么，纯自学要大量的时间去揣摩每一步为什么这么做，而有好的老师，则会解决很大问题。

这个情况即便在数学入门阶段就已经存在，到后面细化的科目只会更严重，并且一个好的老师对知识会有观点更高的理解，高屋建瓴，学起来自然举重若轻。

而数学界很多论文因为篇幅所限，或者数学家敝帚自珍的心态，证明里面常有大量的防御性证明比如“易得”“可证”“注意到”，它们不影响验证证明正确，但是缺了这些东西，证明可读性就会非常差。

还有大量不出现在证明纸面上的试错过程，像建筑的脚手架一样，房子建完了就拆掉，干干净净，让人不知道建筑一开始怎么建的，还有各种被前人走过的弯路，同样不会出现在论文中，只是被藏在稿纸堆中，这些都是数学学派的底蕴，能为一个真正的数学天才节省无数的时间。

纵观数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自数学王子高斯所处时代往后的百年进程中，数学中心仅出现过一回更迭动向，也就是从享有盛誉的哥廷根学派，逐渐过渡至普林斯顿。

严格来讲，这甚至都算不上是典型意义的转移，毕竟当时哥廷根众多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因特殊时局因素，近乎被集中“输送”到了普林斯顿。

自1930年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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